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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商死囚李红涛两次越狱后致电警察炫耀处决前日发明神器免死

发布时间:2023-11-20 22:22:58 | 作者: 雷竞技官网官方网站入口


  1993年12月,当听到云南高院已核准死刑的通知后,被关在昆明市第一看守所的李红涛脸上虽极力保持镇定,内心已乱成一团。

  他懊悔无比地感受到,自己完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仗着智力过人,在严打期间两次成功越狱,还开着警车到处招摇过市,这番炫智之举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灾:本来因诈骗罪仅获刑三年的李红涛,第三次被捕落网后,由昆明市中院改判死刑,经云南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核准,他的刑期定于七天之后。

  离死刑执行时间还有一星期,李红涛仍没放弃努力,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系的他向看守所领导提出请求,想在狱中接着进行“无刷电励磁电机”的实验,他期待第二次实验能出现奇迹,好凭重大发明立功减刑,所领导们开会讨论后,答应他的请求。

  而直到1993年12月31日下午,离死刑执行时间不到20小时,李红涛设计的无刷电励磁电机仍然未能在做试验的车间里转动起来……

  他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今为武汉市黄陂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4岁曾获得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第二名,被当地评为“优秀青年”,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被老师们视为多年不遇的数理奇才。

  1984年,李红涛在高考中考出了优异分数,由于他从小喜欢动手拆解安装一些电子科技类产品,就按兴趣填报了“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进入学校后,他与一位云南姑娘开始交往、订下婚约。

  1988年大学毕业后,两人双双分配到李红涛女友的家乡,李红涛进入昆明电阻二厂工作,同时与女友举办了婚礼。

  婚后,他在单位深受重用、被当作骨干栽培,爱情、事业都一帆风顺,李红涛本应就此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在事业上有所开拓和创造,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报效国家的栽培,可就在此时,他觉得婚后生活非常平淡无趣,渴望找到新鲜感,再次坠入情网,1990年,李红涛与一位在校大学生谈起了恋爱。

  婚外情给他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烦恼,他既舍不得温暖的家庭、贤惠的妻子,也舍不得青春可爱的恋人,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妻子很快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发现了他的出轨迹象,坚决地提出了离婚。

  李红涛非常想取得妻子的宽恕,但妻子没有半点原谅的意思,有一次,李红涛在家翻东西时,发现他和妻子从校园到结婚时的合照,全被妻子用剪刀剪开了,一瞬间,他突然“对自己有一种很强烈的憎恶感”。

  痛不欲生的妻子拒绝了他的恳求和挽留,在极度痛苦中,李红涛甚至用刀片划破了手腕,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最终他只能拿着离婚证,离开了相爱多年的妻子。

  离婚后,李红涛遭受到一些奚落和议论,本来自我感觉比旁人优秀出色的他,因此感到人生失败,他长期情绪低落、无心事业,在工作上出了不少差错,厂里打算处分他。

  李红涛觉得自身在厂里已没有前途,心生去意,正当他想重找出路时,一位同学联系上他,约他一起开工厂创业。

  1992年,正是民办企业蒸蒸日上之机,以李红涛的专业能力和才智,倘若脚踏实地干下去,乘着改革大潮,必有一番作为,而李红涛却太急于求成,他忍受不了别人的轻视,想尽快办起一个资金雄厚、规模不凡的企业,好让过去笑话他的人羡慕他、仰望他,迅速改变从前对他的看法。

  他与同学都毕业不久,月工资不过几百元,手里没多少启动资金,也无法向银行贷款,常因缺钱而停产,一停工就是数月,李红涛不想再等待下去,就伪造了某单位公章和银行印鉴,试图先找点“快钱”当第一桶金。

  从这个时候起,李红涛就进入了命运的怪圈,他越急着想摆脱平凡和低落的现状,重新再回到人人仰视的状况,就越受打击、坠落得越快,高人一筹的智力水平甚至加快了他的坠落速度,让他在犯罪的道路走得更远。

  当时去银行公款账户转钱只需要单位证明和银行印鉴,手续相对较简单,李红涛亲自去银行转了8万元到自己用假名开的账户上,面对柜员询问时,他从容应对、神情自如,表现得毫无破绽。

  过了几天,事情仍未暴露,李红涛觉得凭假印鉴取钱实在太容易了,就让同学去银行再转10万元,没想到这个同学远不如李红涛镇定老练,柜员几句话盘问后,他冷汗直冒、话里漏洞百出,被银行当场报案抓获,一到派出所,他同学就供出了诈骗主谋李红涛。

  坐上警车后,他仍是一脸无所谓的淡然表情,甚至小声哼起了歌曲,这让抓他的警察感到前所未闻,怎么会有这样不敬畏法律之人?

  李红涛为何会哼歌、表现轻松,是因为在他眼里,严丝合缝的钢手铐和加装栅栏的警车全都有漏洞,精通电子和机械的他盯着手铐研究了一会,感觉自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打开手铐,只要愿意,随便什么时间都能离开。

  从小到大,李红涛被无数人夸奖“聪明”、“优秀”,这让他在智力上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长期有种高人一等的心态,即使是代表着法律尊严的公安人员,在他眼里也可以随意戏弄。

  果然,警察把他铐在警局走廊后,李红涛不但没感到害怕,还深感新鲜刺激,一心想上演一出“越狱”大戏,他先把身体移动到警察看不见的位置,然后再移回原地,结果发现警察们连头都没回,于是,他利用自己刚才的判断悄悄打开手铐、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走出了警局。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第一次越狱会这么轻松,跟电视上的完全不一样,可能是当时我的运气比较好,没有遇上其他警察。”

  其实,并不是越狱比他料想得更轻松,而是他当时从内心深处缺乏对法律和道德的敬畏。中国有“画地为牢”的典故,上古时,周文王在闹市地下画个圈就算牢房,犯法者不敢越出圈子半步、只能老实地站在原地等候判决。法治的核心精神是契约,要求全社会公民遵守法律制度的约定,否则的话就会给予严厉的惩戒甚至是剥夺自由,而李红涛正缺乏这种契约精神。

  就像第一次拿着假印鉴去银行取钱,李红涛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他根本不觉得自身在犯罪;又如他婚后没几天就出轨他人,对婚姻契约毫不尊重,只为了找所谓的新鲜感、刺激感。他把人生完全当成了游戏,觉得自身足够优秀、高人一等,不该与普通人一样受到种种社会约束。

  逃离警局之后,李红涛首先回到自己的住处,把假印鉴销毁掉,带上造假印的工具,然后收拾好行李。

  但他没有马上逃走,他知道警察很快就会赶到,于是先爬到自家屋顶上等候,很快,一队警车鸣笛进了小区,包围了他家所在的楼栋,拿着搜查证,对他的住处里里外外进行了彻底搜查。

  警察离开后,李红涛才不紧不慢地爬下房顶,随意买了张去贵阳的火车票,开始了逃亡之路。在李红涛看来,诈骗18万元只是件小事,他不该付出坐牢的代价。

  入住贵阳一家宾馆后,李红涛考虑到警察很可能在通缉他,此后不能再乘火车或者长途汽车逃亡,就在宾馆附近寻机盗车。

  当时停车场上最昂贵的车是一辆奥迪,李红涛观察到车主早上出门、晚上回房间,晚上从不用车,车钥匙平时就随意放在桌上,李红涛找机会仔细看了一眼车钥匙,后来他自称“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就把这把车钥匙的结构已经记住了。”回到房间,他用买来的钥匙毛坯自己加工,很快配出了奥迪车的钥匙,趁夜把车盗走,一路开车前往广西南宁。

  半路上,由于他刚学会开车、又不熟悉路况,风雨交加的夜晚,他把奥迪车开进了七八米深的路边大坑里,幸好被当地老农救了上来。

  奥迪车受损后,李红涛一边开一边想换辆车开,在一家饭店门口,他看到了一辆桑塔纳型的警车,这让他想起了前几天乘警车的经历,不过,当时他是犯人,如果现在自己开上警车,肯定很威风、很刺激……这个念头让李红涛再次用自制的盗用了警车。

  开上警车后,李红涛竟折返了云南昆明,原来,一个多月来,他浪迹天涯,格外思念那位还在学校读书的大学生女友,想到二人还没有正式告别、会留下深深的遗憾,就连夜赶回昆明,想与女友当面说个清楚。

  一落入温柔乡,这个高智商罪犯的脑子就不够用了。为了尽快与女友见面,他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把警车从南宁开回了昆明。

  昆明警察在他女友的校园里早已布控,1992年6月19日,李红涛再次去见女友时,被赶来的警察在校园里当场按倒。

  第二次被捕后,李红涛的神情依然很冷静,他把假造印鉴和逃跑、盗车的行为全都一五一十交代了,案情本来并不复杂,主要是涉及到18万元(其中10万未遂)金额的经济诈骗,按《刑法》量刑标准,应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不至死。

  但李红涛的交谈和思维方法让审讯人员觉得非常奇怪,他过于“坦率”的交代让审讯人员认为其中有些口供还有必要进行调查和复核,不能直接认定,如在外地盗用奥迪车等事情。

  对罪行做证据收集和调查是审判流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只有通过充分的证据认定,才能给犯人定罪,不能仅凭口供,李红涛却不能理解,他带着威胁口气强调说:“该说的我全说了,请你们尽快处理我,三个月内不办掉的话,我可能还会脱逃的。”

  审讯人员对此一笑了之,李红涛却认为这是对他的嘲笑,偏执的他在昆明收容收审所被羁押了四个月后仍未等来判决,认为审讯人员没把他的威胁当回事、不相信他有越狱的能力,就赌气决定按自己的计划开始越狱。

  第二次越狱,李红涛计划周密,他自制了一套挖掘工具,还鼓动同一个监舍的另两个犯人和他一道越狱,三天之后,三个人把监所的墙壁挖了个洞。

  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李红涛把自己的越狱场面几乎设计成了一部大剧:按他的预想,那个墙洞直通干警宿舍,出洞后,他们从干警宿舍的楼上扯着一根准备好的布绳吊下去,然后从车库里用自制钥匙偷一辆警车,从监狱大门大摇大摆地开出去。

  “为什么要开警车?就想造成一种轰动的局面,别人都没有干过,我就把它干出来了。”

  1992年11月16日,钻出墙洞后,李红涛用自制工具打开了好几道防护严密的门禁,逃到干警宿舍区,三个人从楼上吊布绳来到了车库,此时值班干警已听到动静,往他们藏身的车库走来,李红涛一见躲不住了,就主动走出门,向十几米外的警察迎面走去,然后隔着几米拐弯,非常自然地走进另外一排房子。

  警察见他主动走过来,又是从干警宿舍车库出来的,根本没起疑心,另两个犯人没他这么胆大,藏在车库里不敢动弹,反而被警察发现了,刹那间,收审所里的警报被拉响,已走到后门处的李红涛赶紧爬铁门离开,两名同伙被当场抓住。

  越狱之后,李红涛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圆通山附近用公用电话给办案子的审讯人员打去一个电话,用嘲笑的口气告诉警察:“我就说我要出来的,你们还不信!”警察问他在啥地方,他也如实答道:“我在圆通山。”

  这种炫耀完全是情商低下的表现。此时的李红涛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自身可以游刃有余地操弄世界,凭借高智商玩转这个社会的秩序甚至是法制。

  挂上电话后,李红涛乘火车前往柳州,故技重施,盗窃了一辆标致小汽车,接下来几天,他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在柳州市一带游玩,直到1992年12月8日第三次落网。

  时逢严打期间,李红涛两次脱逃、性质恶劣,自知会被处以重刑,为获得从轻发落,他一改从前的嚣张态度,积极改造,向监狱领导提出了“立功减刑”的想法。

  李红涛工作后一直想研究“无刷电机”,与有刷电机相比,无刷电机造型小巧、成本低廉,而效率却提高了很多,是取代有刷电机的升级产品,当时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没投入正式应用,更没有国产化。

  李红涛在这样的领域深耕了一段时间,已有较为成熟的想法。1993年2月被转移到昆明第一看守所后,只要一有空,他就开始思考无刷电机的设计和应用,并画出了基础原理图,只是没有条件做实验。

  在听到李红涛的请求后,看守所给他安排了一个独立监舍,供他做实验,可由于条件简陋、器材也不凑手,实验并不成功,按他设计制作出的无刷电机模型没能转动起来。

  就在第二次实验期间,1993年11月1日,昆明市中院以盗窃罪、诈骗罪、脱逃罪数罪并罚,将他判处死刑。

  这让李红涛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内心深处,他虽然有自暴自弃的想法,却总觉得自身罪不至死,所以带着一种老鼠戏猫的心态任意游戏、寻找刺激感,没想到这种自作聪明的轻浮举动,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灾。

  面临生死抉择,27岁的李红涛受刺激过度,再也不想追求刺激感了,他开始老老实实地做改造,认真思考起自己的人生,给妻子写去长信,反省自己为何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个下场,对自己因高智商而产生的优越感、倨傲、自我、不甘平淡进行了批判和悔悟,还打算用剩下的时间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

  此后,他一方面给哥哥写去遗书,把这个实验的框架设计和要点告诉哥哥,要哥哥帮他完成“无刷电机”的实验,一方面向监狱领导请求帮助,好在这段剩下的日子里改进并完成第二次实验。

  考虑他剩下的生命只能用天数来计算了,昆明第一看守所的所长孙尔云亲自去云南省电器科学研究所请来几位专家,在看守所里对李红涛进行现场指导,专家们介绍了国内目前的无刷电机研究和国际上取得的一些成果,这让李红涛受到很大启发,一下子就茅塞顿开。

  12月31日是李红涛执行死刑前最后一天,如果实验不成功,重大立功得不到认定,他就会被如期处以死刑。

  看守所仍然没有放弃努力,允许李红涛和几个助手呆在大车间里搭建电路模型,到下午四点钟,助手们都感觉没有希望了,但为了陪李红涛“走过场”,再说也等不了多久,就坚持着陪他把模型搭完了。

  可李红涛忽然感觉到非常有信心,认为这个模型今天下午一定会成功,当所有电路搭好后,通电的一瞬间,无刷电机的模型果然转动了,几个所领导一起冲下楼,众人欢呼起来。

  “一切都有机会了,死而复生……前面一直有很大的压力感,这里终于舒了一口气,但同时有一种新的东西在身体里面产生了。”

  实验成功的当天晚上,所长孙尔云打报告给昆明市公安局,请求暂缓执行李红涛的死刑,公安局长亲自批示,并以昆明市公安局的形式提交到云南省高院,经云南高院审议,同意暂缓执行。

  就这样,在离死刑仅20小时的时候,李红涛以“无刷电机”的重大发明获得了新生。

  为帮助他早日申请到专利,看守所此后多次派警车、警力,送他到电器研究所反复测试数据,由于身为死囚不能申报专利,昆明看守所就帮李红涛使用“杨红俊”的化名去申请专利,经完善后,李红涛用的“无刷电励磁电机”1995年获得云南优秀发明创造一等奖及第五届中国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获得了死缓的改判,1997年被减为17年有期徒刑。

  此后,李红涛还结合自己的脱逃经验,专攻起了监狱管理系统,与看守所技术干警一起研发出当时全国领先的“全电脑监狱监控管理系统”:无论所领导身在何处,只要打开手边的笔记本电脑,就能观察到每间监舍里的犯人动态,这让昆明第一看守所很快成为全国20家模范看守所之一。

  如今,传说纷纭,无人知道他身在何处,只是在此后的专利检索里,依然能用“杨红俊”的名字不断找到他的新成果,仅2014年就申请了四项专利:“物联网信息管理系统”、“人机互动实时动态信息数据显示触控方式”、“网站创建方法和装置”、“监所全景监控仪”,很显然,他还在接着走自己的发明家之路。

  在青少年时期,这个众人追捧的“天才”因为高智商而受到器重,让他早早认定自己是“天才”、“天之骄子”,内心有骄躁之气。过于顺遂的成长之路、轻易取得的成就,让他没接受过任何挫折教育,不能接受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从而一蹶不振、一错再错。

  一场生死关头的历险,终让李红涛学会了负责任、学会了认真生活,这对他来说未必不是一件能健全人格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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